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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度報道:該如何解決或避免艾滋病恐懼癥

作者:黃子懿     來源:三聯生活周刊    發布時間:2018年08月02日    點擊數:

針對成都市恐艾干預中心從事艾滋病防治及艾滋病恐懼癥心理工作的深入報告,原標題《我到底有沒有得病:無法停止的艾滋病恐懼》,由《三聯生活周刊》記者黃子懿出入恐艾干預中心數天,輾轉多地進行跟蹤報道,發表于《三聯生活周刊》2018年第30期。

對艾滋病的恐懼,滋生了數量龐大的“恐艾癥”患者,他們在網絡和現實中遮起面龐、惶惶度日,只為尋求一個早已被告知的終極答案。而對這些人的心理干預工作,仍處在一個昏暗的邊緣地帶。

一位青年在電話里跟朋友談論起艾滋病,周圍的人們聽到后紛紛避讓,艾滋病目前依然是一種讓人聞之色變的疾病 ( 圖/視覺中國)

“不見血的折磨”

無論白天還是夜里,32歲的歐陽都躲在家里。他不愛動彈,兩周沒下樓了,最喜歡的姿勢是在沙發上縮成一團,漫無目的地摁著遙控器,看電視上閃動的畫面發呆。每隔一會兒,他就拿出手機,熟練地輸入固定的詞組和網址,翻看“恐艾吧”等老友般的網站。

這是他過去半年的常態。起初,家人還勸他多出門走動,他不為所動,只是一味地琢磨著心事,想要尋找一個終極答案:“我到底得沒得病?”他越是害怕,越是暗中認定自己患上了目前仍無法治愈的艾滋病。

來自權威醫院與疾控中心的多次檢測結果都告訴歐陽,他的HIV檢測結果呈陰性,未感染,但他仍不相信。這種對HIV感染可能性的懷疑和恐懼,在長達一年多的時間里反復出現在他的腦海與睡夢里。

懷疑與恐懼,始于2017年9月的一個夜晚。因應酬需求,從事銷售工作的歐陽常出入足浴、桑拿等性交易場所。一次在上海酒醉后,他與性工作者進行了一次無保護性行為。一個月后,他開始咳嗽、低燒。醫生診斷為病毒性感冒,他斷斷續續打了一星期針后好轉,體溫降至正常水平。這時,此前很少感冒的他想起了之前的酒后亂性。他不放心,打開百度簡單搜索后,開始了他的無盡恐懼之旅。

百度告訴他,艾滋病有窗口期,一般在2周至3月不等,這期間艾滋病毒較難被檢測出來,而窗口期以及其后的艾滋病潛伏期常伴有一定癥狀:低燒、腹瀉、淋巴結腫大等等。歐陽看到這里,不禁嚇出一身冷汗。

他立馬去醫院,一口氣掛了呼吸科、風濕免疫科、腎臟內科、皮膚科做各項檢測,各科檢測正常,包括皮膚科的HIV檢測。但他還是放不下心,又購買了5000多元的全身豪華體檢套餐,結果顯示各項指標均為正常。

但回家之后,他夜里開始持續低燒,并伴有腹瀉,體重掉了5斤多。這讓他陷入了更大的恐懼中——他的病癥,與搜索出的艾滋窗口期癥狀都能對號入座。此后,他每隔半小時就要稱一下體重,量一次體溫,看是否正常,“不然心瘆得慌”。

他無心工作,向單位請了長假,將自己關在房間。擔心自己“中獎”感染,他就從網絡了解、獲取一切有關艾滋病的知識,從貼吧論壇,到相關QQ群,對志愿者和群友們講述自己的高危行為與癥狀,乞求他們解答,答案都是否定,“不會感染”。

歐陽還是不信。他進而押寶專業機構,先后去了上海中山醫院、新華醫院等知名醫院檢測,結果都呈陰性。他又開始不相信醫院,去疾控中心做免費檢測。疾控中心醫生仔細詢問后,拒絕了檢測。“你這情況根本不會感染,沒有必要浪費資源。”任他苦苦哀求,醫生也不為所動。

想到醫生說沒問題,歐陽心有所寬,但回家后仍忍不住不停量體溫、測體重,稍微有波動就輾轉難眠。漸漸地,他把自己當成了病人,不愿出門、不敢見人,認為外面環境不干凈。他更不敢告訴家人自己有感染的可能,每天在家癱躺度日,“這是一種不見血的折磨”。

“這是典型的‘恐艾癥’。”成都市恐艾干預中心(下稱“恐艾干預中心”)心理咨詢師張珂說。恐艾癥,即艾滋病恐懼癥,是一種對艾滋病強烈恐懼,并伴有焦慮、抑郁、強迫等多種心理癥狀和行為異常的心理障礙。一般來講,“恐艾癥”患者有兩種:懷疑自己感染HIV病毒,或非常害怕感染并有潔癖等強迫癥表現。

“‘恐艾癥’患者跟艾滋病感染者很不一樣,后者很多人感染前對艾滋一無所知,而‘恐艾’是對艾滋病非常了解。”北京一家艾滋檢測公益機構負責人這樣告訴我,每天他們機構的咨詢電話都會被恐艾群體打爆,時而有人天天過來檢測,以至于他們后來會將其記錄在案,拒絕為該群體做檢測,強制性地讓隔月來一次。

這是一個數量非常龐大且在逐年增長的群體。根據張珂估計,目前全國有80萬~100萬的“恐艾”患者,部分屬有重度抑郁、精神分裂等傾向的重度患者。如果算上有恐艾傾向的群體,該數字可能更大,達到千萬量級。百度貼吧專門開設有“恐艾吧”——中國最大的“恐艾”社區。截至發稿前,關注人數有8.2萬人,發帖量近1150萬條,每分鐘都有若干更新,發帖者和回復者們,多以“恐友”互稱。

據張珂估計,在其機構所在地成都,“恐艾癥”患者數量約在5萬左右,相關醫療機構經常會接觸到這類反復前來咨詢和接觸的群體,成了棘手問題之一。“現在疾控中心一遇到這類患者,直接都往我們這兒送。”

成都市恐艾干預中心,是國內最早也是唯一的專業從事艾滋病恐懼癥臨床“恐艾”干預與預防治療的機構,成立于2009年。10年來已累計為上千名“恐友”進行“脫恐”干預,其中包括曾經的歐陽。

但“恐艾”患者龐大的數量和對病癥的懷疑,一度讓其覺得難以招架。成立以來,恐艾中心搬過三次家。最早辦公地點臨近醫院,但拜訪者看到醫院就心慌、不吉利。隨著患者越來越多,對恐艾干預中心正常工作形成干擾,中心一分為三,在三個地點辦公,其中有兩個屬于保密,防止“恐友”們突然造訪。

樂山市疾控中心艾滋病防治項目負責人陳曉宇(鄒壁宇 攝)

7月中旬的一個下午,我經過幾番與助理溝通拿到地址與電話后,走進了恐艾干預中心位于成都市區的某間辦公室,想要探索一下“恐艾癥”及其干預的知識與故事。這是一個位于成都某主干道一旁小路內的小區,低調隱秘,甚至有些簡陋,一如那個日均訪問量達到8200余人次的官方網站。

名為辦公室,實則是一處租來的民宅,房間門口沒有貼任何文字或圖案標識。負責人張珂說,這是為了防“恐友”打擾。此前,時而有人“潛伏”在小區內觀察張珂出入,一見到張珂來就上前咨詢病癥。“隨時都有,”張珂后來專門給小區保安打了招呼,“經驗都是一點一點累積出來的”。

張珂現年35歲,看起來比實際年齡大些。張珂頭發稀疏,略有禿頂,看著一臉疲態。他說,這幾天以來一直是凌晨2~3點才睡覺,很累,打算休幾天假進行調養。

“負能量太多。”張珂說,“我以前也朝氣蓬勃的,自從干了這行就不行了。”他招呼我喝一瓶農夫山泉礦泉水,然后說,有的“恐友”前來,連水都不敢喝,怕水里有毒,怕農夫山泉加害于己。不見血的折磨,“更多是一種心理問題”。

“恐艾”的滋生

2002年,在四川省樂山市疾控中心開展艾滋病防治工作兩年后,當年27歲的醫生陳曉宇第一次遇到了“恐艾癥”患者。

那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后不久,一位中年女性走進了他的辦公室。該女士說,她老公經常出差、應酬多,她想檢查一下自己有無艾滋病。“我電視劇看多了,嚇到了。”陳曉宇隨后為其做了免費檢測,結果呈陰性。

第二天,女士又來了,對昨日檢測結果表示擔心,想再測一次,陳曉宇沒有同意。此后一個多月,女士每天都早早等在他的辦公室門口。其間,陳曉宇有過不耐煩,勸回多次,但女士一直強調不打擾他工作,“我就想看看你,跟你說說話,看看我有沒有病”。

“那時我沒學心理學,不知道這叫‘恐艾’。”陳曉宇說。直至2008年汶川地震,大批志愿者涌入災區,陳曉宇在那里遇到了有心理學背景的張珂。那時,恰逢來疾控中心反復檢測、咨詢艾滋病的人愈發多了,陳曉宇力不從心,便向張珂請教。后者分析說:“這是典型的強迫心理。”

2009年,兩人一拍即合,決定以做公益的態度,專門成立一個心理機構,做恐艾干預。然而在四川這個人口大省,恐艾群體十分龐大。最初名氣做起來后,不僅門口常有“恐友”守候,中心咨詢電話每天還會被打爆,“有的人一天能打幾十次”。

在恐艾癥患者群體中,有一種行為叫“刷卡”:即向不同的相關機構咨詢自己的病癥,以圖安慰。歐陽就是這樣,前前后后,他一共檢測了五次,結果都呈陰性。而張珂見過更極端的案例,有將每個省市疾控中心的電話都打過的患者。

“‘恐艾癥’和恐艾不一樣。”張珂說,恐艾情緒社會上大多數人都有,但“恐艾癥”已經上升至一種心理病癥。患者和艾滋病人一樣,也需進行關注甚至干預。

在北京師范大學心理學院教授王建平看來,“恐艾癥”是一種混合性神經癥,其疾病具有一定的人格基礎,起病常受高危行為歷史以及生活壓力事件的影響,因內心痛苦而反復求醫。張珂則將“恐艾癥”的形成歸結為三大因素:患者有特定行為(或自認為的高危行為)、防艾知識匱乏、心理不穩定等。該疾病有其內在規律,但極易受到外界影響。

28歲的王勇是向陳曉宇做過專業咨詢的患者。他畢業多年,但大學期間一次高危性行為讓他一直“談艾色變”,去年癥狀集中爆發。工作不能專注,伴有心悸、驚慌、失眠。“每秒鐘都在嘗試說服自己沒病,但沒有用。用一個角度說服自己,還會從無限多角度來推翻。”王勇說。直到陳曉宇開始給他做干預,他坦承,“艾滋病是我童年的一個陰影”。

2002年,電視劇《失樂園》在全國熱播。劇中由濮存昕飾演的主人公因一次車禍救人感染艾滋病,妻子轉移財產后遠走高飛,留下他一人和病魔斗爭,選擇雇兇殺己、了此殘生。王勇小時看了這部劇,覺得“艾滋病實在太可怕了”。

而在張珂看來,最大的外力因素并非宣傳,而在于“恐友”們在毫無艾滋病知識儲備的情況下在網絡上胡亂搜索,根據未甄別信息對號入座。歐陽從恐艾到“恐艾癥”,就忍不住搜索、加群尋求認同和安慰,而在王勇最焦慮痛苦的時候,他“差不多每隔半小時就會去恐艾吧看看帖子”。

小黑做志愿者已有兩年,主要在恐艾干預中心QQ群和恐艾吧服務。每天下班后,他會把晚上9~12點的帖子抽出來,用語音和文字解答恐友的問題,每次語音最少都有7~8人,最多有40~50人。小黑自己也曾恐艾,能理解他們。“他們不知道跟誰說,只能對我們說。”小黑說,“恐友”們很敏感,有時會道德綁架,所以他每次單獨通話時間都不會很長,“不然他們會產生依賴”。

“脫恐”后,王勇會想起這段經歷,覺得網絡社區雖有一定的專業咨詢基礎,但氛圍太過消極壓抑。曾經他看過一個帖子,恐友在上面夸大自己的特定性行為,被專業志愿者指出反駁后道歉,承認杜撰,想看看志愿者是否能看出來。“如果把一個毫無艾滋病知識的人扔進去,他可能會崩潰的。”

有的恐懼并非源自性行為。2018年,張珂遇到一位20歲患者。這位年輕患者吃完甜皮鴨后便血,嚇得趕緊去網上搜索,覺得可能是直腸癌,但經檢查只是嚴重痔瘡,需立即手術。一周后,他本已感覺良好,但就在此時手機推送了一條有關一個小男孩莫名其妙得了艾滋病的新聞。他按捺不住,搜了艾滋病癥狀,打開了恐懼之門——每天對著鏡子摸淋巴結、檢查身上皮疹,連期末考試都沒有去,直接掛科。女友與他分了手,覺得他是“每天抱著手機的神經病”。

成都市恐艾干預中心辦公場景(鄒壁宇 攝)

“智能手機時代,麻煩就在于只要你一搜索艾滋病,之后一個星期甚至一個月推送的關鍵詞很多都是關于艾滋病的。”張珂說,對于恐艾患者心理評估標準,有兩個很重要的指標就是刺激源和持續時間,而手機網絡就是一個巨大刺激源,有時呈連續性。

此外,防艾宣傳講座也會加大恐艾情緒。“比如每年世界艾滋病日后,前來咨詢的就會特別多。”陳曉宇說,他首個遇見的前述“恐友”,就在那之后出現在他辦公室門口。而據恐艾干預中心統計,進行過重點防艾宣傳的高校,前來咨詢的學生恐友也會更多。“宣傳多了,感染率下去了,恐友就多了,不過這也很難平衡。”張珂說。

據中國疾控中心數據,近年來我國新增艾滋感染者中感染途徑約95%為性傳播,其中27%~28%為同性性傳播,近70%為異性傳播。這與恐艾干預接到的咨詢數據差不多:約有25%咨詢者為同性性行為,超70%為異性性行為。其中男性占九成,大學生占比超過一半。

恐懼也會衍生:慢慢地,有些患者恐禽類、恐棉簽,恐針頭、恐飲用水,甚至還有的恐醫院門把手……在張珂看來,這是進入到“恐艾癥”最嚴重的階段。而這樣的患者并不在少數。

“脫恐”

用歐陽自己的話來說,他的“恐艾癥”已進入了另外一個階段。他有自知之明,但就是無法控制自己。

某天早上,他起床后發現鼻腔出血。“這是艾滋病還是鼻腔癌?”禁不住亂想,他去了醫院做了這兩項檢測。這次HIV檢測,他看著醫院抽血的針,擔心起針頭是否重復使用。之后漸漸地,他開始恐地鐵人群、恐廁所衛生、恐蒼蠅與蚊子。“很痛苦,像進入一個死胡同,怎么走都走不出來。”

在恐艾干預中心,有一種“深井”理論:即好像掉入一個深井,越是拼命往上爬越是往下掉。恐艾后,王勇在有性行為時都會想起HIV病毒,甚至懷疑女友是否會攜帶。“會懷疑身邊的所有人和事物。”王勇說。

按照張珂的理論,這是屬于“恐懼轉移型”的患者。“恐艾癥”主要分為四個類型和階段,分別是:應激反應型、恐懼慣性型、恐懼轉移型、心理調整型。隨著時間推移,若不及時調整干預,患者癥狀會依次加深。

例如,應激反應型是特定行為后幾天,就在網絡上搜索相關信息,有一定艾滋病相關知識作參考,導致極度害怕、情緒瀕臨崩潰;恐懼慣性型就是窗口期后檢測呈陰性后,還出現類似癥狀,并堅持認為存患病風險,強迫自己反復檢測;恐懼轉移型,則指恐懼已轉移、泛化至恐日常行為和事物:眼睛黏膜、共同進食、公用馬桶乃至其他疾病。歐陽說,他如今看到電視上說癌癥,也會去搜索一下自己是否有相關癥狀。

“越早接受干預越好。”張珂說,若及時治療,“脫恐”成功率能達到80%~90%。他接觸過第四類“心理調整型”的患者,因長期恐懼導致心理健康水平斷崖式下滑,社會功能幾近喪失。今年,就有一個從外省被家人抬到中心來的男人,稱自己走不動路,到辦公室后癱坐在地上,哭訴自身遭遇。

幾番掙扎后,歐陽和王勇都找到了恐艾干預中心。2009年成立以來,恐艾干預中心一度均為免費咨詢,但前來的恐友太多,中心有時無法正常工作,后來推出了一些收費項目。“最主要是得不到理解,免費咨詢四次,只要有一次沒有做好,就要罵你。”陳曉宇說。

“心理學講究信任和關系,收費和預約制相當于進行一個篩選。”張珂說。中心2012年底開始收費,最初80元每小時,到現在300~600元每小時不等。由于精力有限,兩人每年能做當面咨詢的只有幾十人,電話咨詢更多,但每天也很少超過3人。“超過了,我們自己的情緒就會受影響了。”陳曉宇說。

收費讓不少“恐友”感到不理解。陳曉宇常在微博無償做解答咨詢。一次,他遇上一個外省高官的女兒,每次回答,他都能感受到對方情緒高漲,經常給他發問候。但心理學倫理告訴他,不能讓患者對自己產生依賴,于是他有時選擇不回。后來,陳曉宇已能感到對方情緒波動明顯,建議她預約一個收費咨詢。

“我們關系都這么好了,你竟然還要收費?”女子說,再也不想理陳曉宇了。她跑遍了全國各大知名醫院進行HIV檢測,甚至花高價請專家吃飯,結果都是陰性。這并未結束她的恐懼,慢慢地,她成了最嚴重的“心理調整型”患者,整天足不出戶。當她很長時間后再聯系上陳曉宇時,陳曉宇看著她發來的照片,已“胖若兩人”了。

張珂認為,想要“脫恐”,需要艾滋病知識儲備、情緒調整、行為習慣改善等三個要素。其中艾滋病知識儲備占20%,情緒調整占50%,行為習慣改善占30%。一般咨詢時,首先會評估患者的特定行為是否有風險,然后將主要精力放在情緒和行為習慣的評估和干預上。“脫恐不能只靠艾滋病知識,更根本的是內心的問題要解決。”

歐陽找到了張珂,一個多月前后預約了5次。那段時間里,他在張珂建議下逼自己丟掉體溫計,但偶爾還會稱體重——大街上藥店遍地,門口擺著體重秤,他很難控制。好在他體重未降反增,每次稱完心里特別舒坦,“好像拿到檢測報告一樣”。

一個多月后,因覺得已有效果,且每次咨詢費用不低,歐陽結束了咨詢,打算自己走出來。他強迫自己不去關注癥狀,不去稱體重或摸淋巴結,但強迫行為和思維,依然時而閃現。終于,在一次稱體重發現體重下降后,情緒再次爆發。他又開始量體溫,還摸淋巴結。這是“復恐”,重回當初的狀態。

他搜索了艾滋病人生活狀態。讓他稍感平復的是,如果按時積極用藥,艾滋病人壽命能與常人無異,甚至可消除傳染性。除偶爾被歧視,影響不是很大。

但讓他痛苦的,并非艾滋病本身,而是對一種未發生的概率極低事件的恐懼。醫生們眼里,“恐艾癥”患者多疑而易激惹,常有懷疑心,有一定的神經質和強迫癥特征。王勇平時有一定強迫癥,工作中喜歡多次檢查數據,定早起鬧鐘需反復確認。前前后后,他一共做了3次檢測。最后一次做檢測時,疾控中心的醫生對他說:“你們這種人,就算不恐艾滋病,也會恐其他病。”

他意識到這是自身問題,在“脫恐”最后兩次咨詢時,跟陳曉宇的交流幾乎都是圍繞著自身性格以及對周遭世界的看法等等。“換作是我,寧可得艾滋病,也不愿意‘恐艾’。”陳曉宇說,“恐友們”面臨的精神壓力,很多時候比艾滋病人還大。恐艾,則與中國對于艾滋病的社會文化心理有關。

“早期艾滋病還沒有抗病毒藥物治療,是絕癥,是容易傳染的瘟疫,加之社會歧視和道德批判加大人們的恐懼,所以這么多年的潛移默化才讓很多人‘談艾色變’。”陳曉宇說。

邊緣地帶

張珂說,自己太累,過兩天要去休假。他每天一般工作到凌晨1~2點才睡,一來是因為忙碌,二來是做恐艾干預后腦海里裝的事太多,不乏有恐友描述的超出常人認知的行為,需要慢慢消化。

一次,一個男孩前來咨詢,竟然拄了一根拐棍,行動遲緩。張珂以為是他的腳或膝蓋受傷,但男孩卻哭著說他昨晚喝醉后人事不省,不知被多少同性強行發生關系。“老師我怕感染HIV,請你救救我吧!”男孩說。張珂瞬間非常心疼。

休假期間,他打算暫時放下一切工作,除了網站定期的在線答疑。2011年網站開通以來,免費答疑咨詢已有4800多頁、合計2萬余個問題。其中包括“共用牙膏傳染病毒嗎?”“唾沫星子飄到眼睛里會傳染艾滋病嗎?”這類標題。截至發稿前,這些問題還躺在答疑首頁,待他回答。

所有回答都是他親自撰寫,主要是分析病情與感染風險。他說,一般回答時他會盡量多說兩句,讓“恐友們”覺得受到重視,心理會有所寬慰。休假不間斷答疑,也是出于這個考慮。

通過各種方式,張珂每年平均會為6000~8000人次做咨詢,這個數字相比于前些年的5000人次提高不少。整個恐艾干預中心有4~5個QQ群,每群2000人容量全部滿員,每日流動上百人,有上千條咨詢待他們回答。這部分張珂和陳曉宇已無法兼顧,只有對外招聘志愿者。

讓張珂最無力的,還是一些咨詢者們前來咨詢一段時間后并未遠離刺激源,恐懼仍無好轉,比如歐陽這樣的“復恐”者,抑或是一些嚴重神經癥患者。“這是我最大的負能量來源。”張珂說。

一個河北的患者讓他很惋惜。該患者是個老板,家底豐厚,跟了他好幾個月,有很嚴重的強迫癥。張珂分析了他性行為的風險并做了心理評估,一度認為通過干預能有效“脫恐”。一次咨詢時,他對該患者說:“你不要多想,就像平時開車一樣,慢慢地、平穩地開就對了。”

過了一段時間,該患者反饋,自己受到這句話干擾,已不敢開車了。他天天打電話、發QQ罵張珂和干預中心:“張老師把我害慘了呀!你要負責!”張珂很無奈,又怕直言會有刺激,只好對他道歉。患者繼續不依不饒,張珂只好找到他家人,點明他有嚴重強迫癥,需去醫院用藥治療。“真的很想他好起來,但他一直好不起來,我只能幫到這一程了。”張珂說,“這就難受啊,這種痛苦有時會讓你失眠。”

張珂是中科院臨床心理學博士。為找到一個情緒出口,他有自己的心理醫生,每月定期去做輔導。收費的恐艾咨詢只占中心患者的1/3,價格不高。年過而立,有了養家壓力,他于是在一家婚姻咨詢機構入股10%,這是他在上海靠做3000元/小時的婚姻咨詢致富的同學的建議。同學說他心軟、有同理心,更適合做婚姻咨詢。幾年前,他也想過放棄,但后來覺得中心已初具規模,放不下了。

陳曉宇2000年開始做防艾工作。大學他學習中醫,來到疾控中心后被分配做單位沒人愿碰的艾滋病。最初幾年人手不夠,他承擔了所有項目,和吸毒者、性工作者頻繁打交道。夜晚,當同事都下班后,他得去性交易場所等嫖客們發泄完出來,讓他們填表、抽血檢測,為此沒少挨打。第一任妻子因此與他離婚后,他提出過兩次辭職,但都被領導以無人接替為由給按了下來。

真正讓他對工作看法產生改變的,是2003年在網絡上認識了一個清華畢業的老鄉。老鄉是男同性戀,與他交流甚好。陳曉宇覺得對方是家鄉驕傲,便開玩笑地邀請老鄉回家后做一次免費檢測,結果呈陽性。“別說他,我自己都無法接受。”陳曉宇說,老鄉是在外地做項目時出入浴池感染。不知道自己還能活多久,老鄉堅持要把消息告訴家人。陳曉宇至今還記得那一天在他辦公室,對方母親哭得天昏地暗,跪在他面前說:“陳醫生,請你一定救救我兒子!”自那之后他意識到,每個艾滋病人都不是個體,背后是一個個家庭。

“恐艾癥”患者亦是如此。2005年一個夜晚,凌晨一兩點,陳曉宇接到一個陌生電話,對方是一個西南交通大學峨眉校區一位大二學生,參加高年級學長畢業聚會后被帶入娛樂場所發生高危性行為。恰逢學校宣傳艾滋病,他越想越恐艾,最后站在了教學樓的天臺,準備了結自己年輕的生命。

陳曉宇在睡夢中接到電話,瞬間驚醒,一邊通話一邊打車去學校。學生在電話里一直哭,他好不容易將其勸下樓。兩人在峨眉山腳漫步夜談,學生出自農村家庭,事后查出淋病,去小診所看過后被高昂醫療費嚇到,兩天通宵未眠。陳曉宇利用專業知識分析,淋病治療費用不貴,他也沒有感染艾滋的風險。之后,陳曉宇定期給他打電話、騎車去探望。“那個時候恐艾的還不多,所以醫生會主動點。”陳曉宇說,這位恐友后來順利畢業,如今已升至副總,兩人一直保持著聯系。

對醫生們來講,病友成功“脫恐”康復、回歸正常生活,是他們最大的成就感來源。有“脫恐”者從外省特意來到樂山,只為給陳曉宇一個擁抱;也有知名文娛明星登上張珂的門來,對他說這個消息可賣100萬元。但張珂遇到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女性患者,因與自認“不干凈”的人共飲了一杯水,恐艾到想要自殺。直到與張珂通電話的最后,她才對張珂承認,自己放了麻繩在身邊,隨時準備上吊自盡。張珂一聽,嚇得汗都流了出來。

“這種成就感還是有的,遠遠大于100萬元收入。”張珂說。雖然多數時刻,他們是身心俱疲的。“恐友”中最嚴重者,不乏抑郁自殺或是精神分裂而在社會上闖出禍端者。“雖然你知道可能跟你關系不大,但也會覺得難受和惋惜。”張珂說。

備感力不從心的,還有愈發像一個專業領域的恐艾干預。這個領域是艾滋病與臨床心理學的交匯,需要兩門專業知識的融會貫通。為此,心理咨詢師張珂自費在國內外參加了很多艾滋病培訓,而防艾專家陳曉宇則花了一兩年苦讀考試,拿到了國家三級心理咨詢師資質。

在兩位醫生看來,專業醫護人員心理學知識欠缺,又因門診或檢測人數眾多,無法對恐友及時進行心理干預;而專業心理醫生,則缺乏艾滋病知識,不能提供有效咨詢和評估。陳曉宇曾向疾控中心領導建言,將恐艾群體納入管理,但領導回復說,管理艾滋病人已經夠難了,“那些神經病你管他們做什么?”。

作為恐艾干預機構,他們前去參加心理學和艾滋病會議,都會感到來自兩方的困惑甚至抗拒。“能從肢體語言看得出來。”用張珂的話來說,“恐艾”這個領域,類似于地理上省際交接的邊緣地帶,目前仍是政策的真空。

2017年11月,恐艾干預中心申報的全國首個恐艾干預和研究項目獲批。該項目要求針對300位“恐友”進行至少3次一對一干預,發放100份問卷并促使100位“恐友”提升,同時培養15位志愿者。項目經費3萬余元,其中專家咨詢費2萬元。而目前,整個中心僅有4位專業咨詢師、2名行政助理,其中一些還屬兼職。中心一年營收為20余萬元,開支大于收入。但張珂覺得,項目能獲批已是一個很大的進步。

他和陳曉宇打算,下一步計劃培訓更多的恐艾心理咨詢師,雖然目前看來有難度:候選人不多、專業難度大。他們還打算在峨眉山籌辦一個小型療養所,供嚴重的“恐友”干預調養,恢復社會功能,“進去后,第一件事就是沒收手機”。

這個計劃的靈感來自陳曉宇。2018年,他頭發掉得厲害,請假去了峨眉山上休養。在一座沒有纜車直達、遠離景點的寺廟里,他每天日出而作、日落而息,聽著暮鼓晨鐘,時而打坐參禪,時而與一位“80后”住持方丈對話探討。“感覺舒服多了。”陳曉宇說,“我們每個人可能都會有心理問題,只是有些還沒遇到而已。” (文中歐陽、王勇、小黑為化名。本文刊發于《三聯生活周刊》2018年第3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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